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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的心灵,才会有这样怨恨的眼光?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副院长李冬妮提出“改善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状况”,试图让这样的心灵之窗明亮起来。 “可是时隔两年,孩子们怎样了?那一双双眼睛透亮了吗?”面对记者,李冬妮委员的声音难掩无奈和心痛,“没有!‘我恨我的父母,他们把我生下来,自己却跑到城里去。’一个留守女孩如是说,即便不能算是咬牙切齿,女孩眼中的怨恨也是一望而知。” 于是,经过系列调查、研究、跟踪,李冬妮又有了新的思考。 “孩子们缺什么?社会给了他们物质和心理的关爱:有明亮的教室,住在乡示范学校整齐的宿舍中,有教师关心生活和心理,一费制交费透明,数额不让家长犯愁。尽管这一切远没有达到无可挑剔,但绝对超出了我们这些因看到许多关于农民工子女困境报道,而伤感忧虑的所谓‘城里人’的想象,甚至会让不少城镇里的孩子羡慕。”李冬妮说,“可是,再好的物质条件、心灵上的关怀,都替代不了父母的亲情。” “人们会说,如果农民们足够富裕,如果他们在城市有一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书桌的住房,如果城市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受到与其他市民同样的待遇,如果......,那么情况会不同。人们会说,留守子女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他们是弱势,因为他们贫困,因为他们无奈。所以,我们听到的是一片同情之声;所以,我们想到的办法,只是如何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可是,这好像还少了些什么。父母的责任在哪里?”李冬妮委员微皱眉头,思绪好象飘到了那群孩子身上,语气也不由加强,“社会只给予农民工同情与关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要调动农民工自己的意识,唤醒他们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社会的帮助毕竟是有限的,作为父母,你们才是真正担负教养孩子的责任人。” “不论什么原因,都不能抵消父母的责任,贫困、歧视、教育不公等等不能,社会的帮助也不能。社会应当加大对进城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子女的关心,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淡化和取消父母的责任。” 李委员递给记者一些调查数据,在其调查的典型村庄里,外出务工人员占16至45岁人口的80%至90%,其中父母双双外出的占有子女家庭的80%以上。随着社会关注度的提高,务工人员在城市里的境况有所改善。但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婚龄却明显低于城市人口。外出务工,回乡盖房生孩子成为普遍的模式。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把一些现代的观念、理念输送给这些务工人员。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开拓他们的眼界。”李冬妮委员强调。 “我们完全以一种同情的心态看待农民工问题,是不健康的,显示出了我们的居高临下。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更应给他们一种自身发展的能力,去带动他们、推动他们向前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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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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