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错了，因为人民公社“磨洋工”的一个原因，就是自明代晚期以来一存在的人地矛盾，即因为劳动力过剩而出现了无事可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甚至更加严重。在农村调查，常听农民讲一年只有三个月时间做农活，其他时间无事可干。与人民公社时期磨洋工的表相相反的事实是，我在农村调查时，一个农民对我说，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民多么老实啊：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是的，正是那个时代上面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农民，在缺少机械化作业的条件下，用双手双脚，用肩膀，修起了巨大的水利工程，改造了农田，并为农业的高产提供了仅仅依靠单家独户小农所不可能改变的基本条件。
当前国内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减少乃至消灾农民，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农民进城。这种观点进而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途径就是要尽快，打掉农业进城的一切体制性障碍，鼓励农民进城，从而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也因此，这种观点将农民问题的解决看作“非不能，而不为”，将所有矛头指向户籍制度和所谓“农民国民待遇问题”。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误会了农民不能进城的根本原因。简单地说，当前农民不能从农村转移进行城市，从农业转入非农产业的根本原因，不是所谓体制性障碍，而是根本就没有实现这种转移的空间。中国是有9亿农民的大国，今天中国国民经济中，外贸已占国内产值的75%，而外贸出口产值的绝大多数是由约1亿农民工来完成的。高度的外贸依存，不仅表明了中国经济的风险，而且标明中国进一步发展外贸的空间不大，希望以世界工厂来实现中国农民非农就业的空间已很狭小。因为相对于1亿农民工来说，中国还有3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且城市下岗工人也越来越多。当城市就业机会不能快速增加时，鼓励农民进城，实际上是在制造农民工之间的竞争和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的竞争，其结果是大大有利于资本雇佣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且进一步使农民工不可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就是说，构成当前农民不能转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低水平的加工制造业结构，不能创造较多的工资、利润和税收余额，从而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机会，第二、三产业因此不能容纳足够的劳动力就业，从而不能为那些需要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即使不存在任何体制性障碍，农村劳动力也不可能很快就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也就不可能城市化。有人认为，在5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口可以有80%住在城市。中国50年后是一个有着15亿多人口的大国，即有12多亿人口住在城市，这个城市人口的数量，比目前西方七国集团总人口达多出近一倍！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将消耗多少不可再生资源？需要有多大的经济规模总量？还有人认为，美国的今天即中国的明天，中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在未来某一天以美国人生活方式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以今日美国人均消耗能源的水平计，中国达到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年消耗能源的量将是当前世界年消耗能源量的两倍！这样的目标，实在是没有任何现实性。
与城市化的乐观预期相一致，很多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将更有效率，如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可以通过卖掉土地进城，这样就一举两得：卖掉土地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安居乐业，买土地的农民扩大了经营规模，从而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但如果进城农民不能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又因为卖掉土地而失去了以前的土地保障，谁有办法来解决数以亿计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数以亿计的失地农民，将对中国现代化构成何种压力？
还有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并非为了提高土地经营规模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是要保障农民的权益，原因很简单：土地归农民私有，农民就可以防止政府的随意侵占，就可以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好处。问题是，土地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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