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那是全国范围的大型革命运动。现在一般的观点认为，只要中国把土地私有化就解决问题了。可巴西土地完全私有化，资源条件极好，却既有大规模的贫民窟，又有大量的无地农民参与运动。20多年中，400多无地农民在反抗中被警察和地主武装打死，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种暴力性的社会冲突。
再看墨西哥，有印第安土著武装控制的一千多个社区的游击区。我到那里的原始森林去，坐他们的独木舟，住在他们的棚子里，不到那里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资源条件那么好，农民却会走传统的武装反抗道路。
再去印度看看。印度和我们人口接近，现在10亿多，估计再过10年，会跟中国齐平。但印度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比我们多60%，而且气候温润，土壤肥沃，资源条件也比我们强得多。但在水土资源最好的北方现在却是印度两极分化最严重、农民游击队武装反抗最剧烈的地方，有的地方1/3以上的山区政府管不着，是游击队控制的。
我们计划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达到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城市化率55%，而墨西哥现在的城市化率是80%，人均国民收入比我们2020年预计达到的目标还多50%；可为什么还有大量贫困、大型贫民窟，还有农民战争、社会动乱？巴西城市化率82%，发生金融危机前，曾经达到人均国民收入近8000美元，是我们2020年要达到目标的两倍多。可巴西为什么也会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每一个大城市周围都是好几个百万人的大型贫民窟？
小农平均占地的制度效益
有人说，只要放开市场，充分加入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三农”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也有说，只要进一步推进土地私有化，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说，只要把户口取消了，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就可以提高到50%，就已经解决“三农”问题了。听到这样一些云里雾里的说法，觉得有点困惑。为什么？
第一，我们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真实的制度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角度来说，是稳定；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是这个国家。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如此短缺的资源矛盾之下，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什么？根本就不可能靠警力。
农民在自己本社区基本上不犯大罪，小偷小摸、调戏妇女可能有，但是大的刑事犯罪很少。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很多基层治理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或者村社内部的福利丧失。尤其是在那些有一定工业的乡村，实行的是以“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区的工业资产也做股，每户都得到股权。这种制度是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条约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权取消。
其二，传统农村社区是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环境，有天生的“低成本”监督的特殊作用，如果一旦打破社区制约，那么流动人口犯罪必然增加。从1992年前后流动人口开始大量增加，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重从不到50%到现在的超过80%。刑事犯罪发案率进入高峰，不再是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下降，随着经济箫条上升，有波峰就有波谷；而是进入一个斜坡式的不断增长。尽管司法部门调整刑事犯罪发案标准，从原来报案50块钱可以立案，现在500块钱以上才可以立案，是过去的10倍，犯罪率仍然处于高峰。
为什么主要是流动人口犯罪？这应该属于一种社会性犯罪，因为大批农村人口离开了社区财产关系制约，离开了社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制约，离土离乡出来后受到歧视，又没有组织，任何个人的冲动都可能导致犯罪。而且原来是“个体复仇”，现在变成群体性的。例如万州事件，就是典型的从个体性的冲突演变成群体性的事件，短时间就出现社会暴乱，最后不得不出动武警，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拴住了农民人口，使之不至于形成大规模流动条件下的贫民窟，不至于引发社会性犯罪和动乱。但是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必然规律，不是教育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所谓约束，在农村社区内部是自然天成的，而一旦变成流动人口，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之后，必须有一个庞大的警察制度维系的社会治理，导致高成本的政治制度，但那也未必能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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