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集团形成并日益具有个人化色彩的时候，它对于整个制度框架和法律框架的影响开始增大，这时候，主流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也随即发生了利益决定的变化。制度文化的总的趋向也就越来越不利于城市的劳动群体。
其次，分析城市工人群体的变化。
从五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初以前，城市中的工人群体其实是保障国家稳定的城市"中产阶级"，享有生老病死全程的福利保障，尽管收人很低，但相对于农民来讲，还是稳定的、有保障的、社会地位比较优越的，而且是意识形态上的国家的主体。所以他们在传统体制内部发挥着类似于西方中产阶级的作用，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无法动员他们中真正的精英。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另外一个强势集团形成以后，工人的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了。一系列的城市政策开始不利于那些曾经得益于计划体制的工人。
另一方面，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是，在一九八八年价格闯关失败造成大抢购之后，金融系统为了保证存款不流失，大幅度提高了存款利率，但并没有同时调整贷款利率，这导致当年金融系统的直接亏损就达到四百六十亿左右。一九八八年末转化为当年财政赤字五百亿。从此中央财政出现了一个不利的发展趋势：因为财政赤字此后不断增加，就不得不连续向银行透支；银行资本金下降，金融系统的形势开始恶化。又加上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连续三年的所谓"三角债"期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财政的赤字也不断增加。到一九九三年前后，财政吃空了银行的资本金，还多透支了八十多个亿，等于吃了八十多亿的存款。于是，财政不得不转变为靠发债维持。一九九三年以后财政的问题也日趋严重，国债的发行数量是按倍数往上翻的，五十亿、一百亿、二百亿、五百亿、一千亿。翻到后来发到三千多亿。
因为财政收支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赤字，得靠发国债维持财政开支，所以，财政过去所承担的基本保障开支，包括支付政府提供各种公共品的职能，比如教育的、医疗的，便都逐渐弱化。因此就造成了财政甩包袱式的各种改革。比如九十年代中期，教育和医疗都开始产业化，公开地大规模提高收费标准，公共品变成了部门牟取暴利的手段。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另一面。
资本集团的个人化或公司化，和公共品部门的企业化、产业化或者私营化，显化了城市中的诸多问题，比如下岗问题逐渐严重起来了。这时候的主流话语就在讲进城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和下岗职工这个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而独独不讲矛盾是如何造成的，背景是什么？更不提金融资本是怎么形成的？资本集团的个人化是怎么形成的？强势群体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都忽略，而乐于帮助在这个领域内翻云覆雨的所渭的大款和企业家们进行包装；最近则进一步强调五条件"大赦"，不管昨天的原始积累中你手指缝里有多少血，都没有权钱交易的那些腐败问题了。以后咱们就你也财阀我也精英，大家就从与狼共舞变成与美女共舞……总之，这是个大的背景。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打工群体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和城市的整个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制度环境变化有重大关系。
其三，讨论国情制约与派生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主流所追求的西方模式的"四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本身和我们党的十六大强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家试图实现的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有不吻合、不协调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但并非"地大物博".我们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资源却非常短缺。并且是在国内已经出现资本过剩，加上过去已经形成的劳动力过剩的双过剩条件之下，加入了本来早已就是双过剩的全球化。近年来对资本过剩已经没有争议，最典型的标志就是m2（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与gdp 之比已经达到了一百八十以上，而美国不过百分之七十多。另一头，目前全国劳动力总量约达八亿以上，是不可能充分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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