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进城农民工两个阶段的结构变化与问题。
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过热，带动出来的农民打工潮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大办开发区需要的不是一般的产业工人，而是粗工，比如挖土方的，因为要搞三通一平，因此需要进城打工的农民，大部分是男性。从东部沿海开发区、到城市的农民工大部分是以男性劳动力为主的粗工。大家可以从电视上看到画面，挤在汽车和火车上的那些农民工大部分是男性。这是初期阶段。以后是连续三年的经济高涨，政府认为那是"过热"，进城打工的人从一九九二年的四千六百多万，增加到一九九四年的六千万左右。这样的过程与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工业化平均每年一千多万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相比，非农就业人数少得多但成本却大大增加。
第二个阶段是在开发区大致建成后，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由于我们绝不放弃香港回归时全部主权的要求，这在客观上导致了香港产业向广东转移。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策动香港大资本出逃，想使香港经济空心化。在此过程中，中国是政治挂帅，短期内组织了四百六十亿资本进入香港，填补了香港大资本出逃产生的空缺，同时也抬高了香港房地产价格。因此迫使大量香港中小产业资本移师东南沿海。所以统计九十年代上半期引进的资本，大量是港资、台资或者海外华人资金。这就恰好填补了上述搞好三通一平的开发区的资本空白。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但毕竟是真正的产业资本转移。因为南方开发区进来的大量是玩具、服装、电器等等的生产线，生产线上需要的工人以女工为主，这就改变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打工者的性别结构，女工的问题就开始突出出来了，造成了打工群体的新问题。因为大部分男工肯定是挣厂钱就走的，消费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低的。而女工比较容易落地生根。农村的家庭一般必须是男工回去顶家的。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能很好保障女性的权益，事实上，妇女在农村中的财产地位和在城市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没有财产约束的情况下，女工更容易进入城市成为打：上群体，这与城市打工群体常年化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直接相关，以往男性为主的打工者可以三十岁、四十岁，只要是粗工，能干活，就可以。所以那时不仅青年出来，壮年也出来，他们有家有口，肯定会回去。因此第一拨的打工潮基本是来多少回多少。但在东南沿海形成一般制造业的产业布局以后，第二拨就可以有来无回或多来少回。因此，城市的打工群体既出现了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女性和青年人更容易接受城市的消费文化。这使打工群体在消费上、在融入城市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趋势性变化。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城市边缘群体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三、新时期的劳资关系问题
首先看强势集团的形成。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城市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并不多。九十年代上半期进入房地产投机的还是"官员下海"或者以国家资本为主，因为往往是官员和官方资本容易得到土地。土地资本化其实是政府征占和官方控制的金融投资结合形成的。因此出现权钱结合、在地产业发展中快速致富的权贵群体。官方资本个人化后，逐渐游离出一批公司，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中国的大资本集团开始成形。其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一桶金是八十年代价格双轨制，然后第二桶金就是九十年代房地产。原始积累捞出来以后，很快就形成资本集团。城市中的强势群体逐渐产生后，就会产生另一个相应的弱势群体。
资本集团和其利益代表成为一个强势群体之后，它所要求的以公司法为代表的基本制度的、法律的框架开始发挥作用。随之，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保护投资人权益，以提高资本收益等等，成为城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国有企业低效益的问题几乎毫无疑问地就变成了工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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