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2003年农业农村形势的严峻导致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而2004-2005年的宏观调控使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连续超过9.5%，被海外媒体称为“奇迹”。在中国执政党新一届领导集体2004年推动宏观调控以后，中国连续两年出现了曾经在2001年的美国出现过的“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低物价———这就是曾经一度被国内学者和媒体炒作过的“新经济现象”。但中国经济界之所以没有如国外那样炒作自己的新经济现象，是因为我国近代社会科学大体上师从西方，可西方至今还难以正视中国的发展历程，更遑论形成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只有英国人提出了个“北京共识”，也是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探寻中国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特色。
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认识不一致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结构的作用。
2002年十六大提出转变战略，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接着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政策问题和改革问题，明确提出了放弃单纯追求GDP的目标导向，转向综合发展，并提出了五项统筹，其中城乡统筹放在首位，针对性很强。三中全会之后这些提法进一步明确为“科学发展观”。
这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发展的前提发生了改变。原来各地都是以招商引资论英雄，其实是以资本为本，以GDP来看政绩。这是很多地方心照不宣的发展前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前提改变了———以人为本。目标也很清楚———可持续发展。从这个前提出发，为了达到目标，就有了一系列新的提法，例如，有效经济、循环经济、节约型社会等等。要改变增长方式，改变原来单纯追求GDP导向之下的行为方式，改变政策的指导思想，就要有一系列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动作是：中央使用了宏观调控手段，同时紧缩“两根”———银根和地根；并且使用行政力量，使得我们能够在短期内避免出现过大的损失，经济能够较快地健康增长。
在这个阶段，国务院出台了宏观调控文件；党中央出台了新世纪的一号文件。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导思想提出过程中间，始终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为贯彻一号文件增加农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也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1月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思想：把财政更多用于县以下农村基层的公共开支，把国家农业开支更多用在和农民相关的小项目上。这些都正在变成新世纪党中央的惠农政策。
但是，在没有转变各个部门的行为前，在各级干部完全跟上中央的政策思想前，必须要让局面有所缓解。怎么办？2004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免除农业税的政策，有效地配合了国家宏观调控，使2004年经济稳定、健康并且较快增长。对此，我曾发表文章说：“2004新政之最大者莫过于免赋”。
接着人们看到的是，中央在2004年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强调到政治高度———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建设，于是就有了新的执政理念———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理念的提出，就等于对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特别是对党的负责干部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和谐社会的理念来调整行为，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就是不能主动和中央保持一致。在此之后，2005年两次举办省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统一全党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新农村建设提出之大背景很清楚，就是党中央在推进战略转变，提出新的执政理念和新的发展思路。但是，因为原有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了，条块分割，利益复杂，所以，有必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新的战略转变时期的指导思想上来。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农村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来，到五中全会召开，已经是第五次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了。在这些问题上，共产党员应该坚定不移地跟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和谐社会执政理念，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哪些行为不符合，就要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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