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统一认识的难度很大，因此有必要先讨论认识问题。
众所周知，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已经明确了战略性转变的意图，无论是在目标上，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政策方针上，都已经相对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战略转变的要求。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到2020年要实现的大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以往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基于对以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而提出的。
首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话是辩证的，也是全面的。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搞出来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个预警，应该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在背景认识上，社会学界陆学艺同志的研究值得重视。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他主持的全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两极分化已经客观存在，并已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因此，在十六大之前，对报告征求意见的时候，已经在思想理论界引起过很多讨论；其中就有关于“公平与效率”哪个应该优先的争论。只不过做地方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在部门工作的同志对于十六大之前的有关讨论没有太多关注。今天我们的战略转变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十六大以前对有关问题讨论时就已经有很多涉及了。我们不妨再引述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分析。
1999年林毅夫教授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同一年，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农村运动”。
所谓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是指什么呢？
第一是人所共知的劳动力过剩，到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之后，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过明确表述。我们国家劳动力的总规模，几乎是全部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的两倍。发达国家尚且有政府如何面对失业、如何提供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有社会不安定，罢工游行等事情。因此当大家讨论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政府改革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考虑：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体制，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政党能够解决如此庞大规模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放开市场易，解决市场带来的问题难。近年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之后引发的问题。以前劳动力过剩是隐性的，因为有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那时有矛盾，但不显著。可现在是在其他要素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率先让劳动力完全走市场。有谁想过，释放8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难道不是如洪水一般吗？
对于这个问题，当然应该辩证地看。我们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是有效的，党中央在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但那时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1992年城市取消了粮票、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那时候火车汽车都爆满，顶上都有人，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当年的人口流动才四千多万，就造成严重问题了。
于是，从1992年社会开始惊呼民工潮，一呼就是13年。这个潮只涨不落，从当年四千多万到现在的1.2亿，几乎是当年的三倍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劳动力几乎属于绝对过剩，是无限供给的生产力要素。而按照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的原理，就必然导致劳动力的收入绝对是最低的，低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够。所以，在那些劳动力待遇太差而物价指数较高的地方，外来民工就开始用脚投票———不来了，沿海某些地方就出现了民工荒。这本来是一个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可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讨论这样的问题，大家还停留在以往一般发展主义和市场主义的语境中，没有回顾1999年林毅夫的提法：第一位的矛盾就是劳动力过剩，当然会导致恶性循环———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导致工价下跌，购买力下降，随之造成内需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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