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圣诞节期间，公交工人的罢工给美国纽约这个超级城市抹上了阴影，起因源于工会与政府关于养老金的谈判破裂。此前，从法国巴黎郊外蔓延至全国的社会骚乱，则让其余欧洲国家都在自问：“我们会是下一个吗？”骚乱的起因源于新移民对生活的失望——他们能够大量涌入，是因为欧洲人越来越不愿生孩子。

　　这些因人口老龄化而引发的问题，对中国人而言是遥远的图景——数十年来，人口太多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之一。

　　但这些图景并非想象般遥远。

　　湖南省浏阳市正在鼓励中小学老师提前退休：工作了30年的老师如果提早2年退休，可以加一级工资，提早4年可以加两级，提早 5年则加三级工资。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10年前，这里有小学1099所，到2005年只剩326所，小学生人数在几年间锐减了61％。在和江西交界处的白沙乡，10年前有20所小学，现在只剩下一所，“这些年学生越来越少了，”该小学的廖校长说，“好多学校都租给了村办工厂。”

　　浏阳的变化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显示，由于出生率的下降，1994年以来，全国小学新入学人数一直在直线下降。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其以上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并以年均3％的速度持续增长。人口专家预计2035年前后，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0％。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地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中国已经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

　　而国家预计，全面小康社会将在2020年到来。国未富而民先老，“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空前绝后的与众不同的老龄化国家。”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李克平说。

　　“人口红利期”

　　人口专家预计，1990年出生的中国婴儿，在2013年大学毕业时，将跨入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大概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不再增长。

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回答是，这预示着中国已经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15年左右转为“人口负债期”。

　　“人口红利期”的一般理解是，生育率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降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就业压力非常大，但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收益，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蔡日方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1978－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 ／ 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导致的。

　　与此同时，快速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对正在建设中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人口负债期的到来并不遥远。

　　“好的年龄（结构）在中国是来得比较早，来得很快，但去得也很快。” 蔡日方在上月24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上说。

　　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基本国策从1970年代初启动的“晚、稀、少”开始，比改革开放早10年左右，并共同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然而，这也导致了老龄化过程的不期而至。“这个过程同时也带来了两个副产品，一个是早，一个是快。”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李克平说，“所谓早就是未富先老，所谓快，就是老龄化的过程来得快。”

　　我们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债期”？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讨论。在北大的论坛上，主管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的高级官员、人口专家和经济学家热烈讨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第一次在一起讨论人口问题。”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社会学教授王丰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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