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许多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老龄化，如果继续维持现收现付制，这些国家需要大大提高工薪税，而这样做又会引起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冲突(Von Weizsacker，1990)。为了缓解这种压力，许多国家开始改革现收现付制，一种普遍的做法是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在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大大延长。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为了应对未来的老龄化，国务院于1997年7月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该决定标志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从完全的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其中，社会统筹部分依然实行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实行基金积累制。改革的初衷是希望能够结合两种制度的长处来应对未来人口的养老问题。但是，部分积累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遭遇巨大的挑战——由于该决定规定由社会统筹基金来消化制度转轨的成本，导致社会统筹基金收不抵支，各级政府只好挪用个人账户基金来保证当期养老金的发放，这样就造成了所谓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实质上还是现收现付制(孙祁祥，2001)。养老保险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引发了学者对养老保险改革的讨论。袁志刚(2001)对现收现付和完全积累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目前中国的混合养老保险体系的运行机制。何樟勇、袁志刚(2004)基于经济动态效率对养老保险筹资模式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状态正处于动态无效区域，认为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时机并不成熟，现收现付制仍是当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程永宏(2005)探讨了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给出人口老龄化是否为导致现收现付制发生支付危机的定量判别条件，并结合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分析后认为，现收现付制基本上不会因老龄化而出现支付危机，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不能作为中国养老保险实行基金积累制的理论根据。

　　在国际上，Kotlikoff(1996)、Feldstein和Samwick(1996)是改革现收现付制、实行基金积累制的积极支持者。他们关注的是维持现收现付制所需的高税率以及现收现付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表了不同看法。Stigliz和Orszag(1999)对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提出了质疑，认为很多支持转轨的理由并不成立，比如实行基金积累可以增加国民储蓄和提高投资回报率，基金积累制对劳动力市场的正激励作用会比较好等等。Barr(2002)则认为选择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与产出是否增长。只要经济与产出增长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之间进行分配。因而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现收现付制是否需要改革的一个标准就是现收现付制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为中国养老保险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收现付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相关研究回顾

　　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Feldstein(1974)开创性地就美国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对总储蓄和资本形成的影响做了经验研究。他在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引入“社会保障财富(SSW)”变量，发现实行现收现付制导致美国私人储蓄下降30%—50%，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Bano(1974)在世代交叠模型下考虑了利他主义的存在，认为通过代际转移，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不对当期消费、总需求及储蓄发生影响，即可以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这些早期研究通常假定人口外生，且只关注现收现付制对储蓄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所用的经验计量方法也比较简单，并没有考虑内生经济增长以及养老保险制度对生育率的影响。但是，通常养老保险制度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需求，而且人口增长也是影响人均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早期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Romer(1986)以及Lucas(1988)在内生增长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外国学者开始在内生增长框架下研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不仅关注现收现付制对物质资本的影响，也关注现收现付制对生育率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从已有文献看，影响生育率的三个主要因素是：(1)子女数目与质量的相互替代。Becker和Lewis(1973)认为随着收入增加，父母会更看重子女的质量而非数量。(2)机会成本。Willis(1973)认为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多，增加了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因而会引起生育率下降。(3)公共政策。Cigno(1986，1993)指出，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和规模的扩大可能会造成抚养小孩的成本外部性问题，因此会引起生育率下降。在现实中，这三种影响因素并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例如，引入现收现付制不仅会造成抚养小孩的成本外部性，也会降低父母抚养小孩的机会成本。生育率究竟如何变化取决于这两种作用的相对大小。Becker(1993)则认为父母通过比较成本和效用来选择子女数目，如果子女能够影响父母的效用水平和家庭决策，那么代际之间的联系存在。这意味着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会对父母的效用有贡献。因此，父母会考虑子女数目以及教育投资与自身储蓄之间的平衡。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子女如何影响父母的效用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具体体现在父母效用函数的设计上。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父母效用函数的设计分为两大类：利他和非利他模型。在非利他模型中，父母生育小孩的惟一动机就是在自己年老的时候获得子女的物质帮助，换句话说，父母只关心自己的消费，将子女看成是一种资本品来进行投资(Cigno，1993；Rosati，1996)。在利他模型中，父母把子女看作一种消费品，可以直接从子女身上获得效用。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效用函数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父母直接从子女的数目上获得效用，而不关心子孙后代的效用(Eckstein and Wolpin，1985)，通常称之为弱利他性；另一种是不仅子女数目，而且子孙后代的效用水平都会直接影响父母的效用(Zhang，1995)，通常称之为完全利他性。Zhang(1995)假设当事人具有完全利他性，研究了养老保险制度对父母选择子女数目以及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认为现收现付制通过减少生育率和提高每个小孩的人力资本投资额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来促进经济增长。Zhang(2001)还对不同的养老保险征税方式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研究。Junsen Zhang和Junxi Zhang(1995)在非利他模型中考虑了子女对父母的赠与，研究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均收入增长和生育率的影响，认为如果父母对子女的需求取决于其养老保障的需要，那么引入现收现付制会导致生育率下降，但是会促进入均收入的增长。其原因是，现收现付制对生育率的影响抵消了其对储蓄率的负面效果，从而促进人均收入的增长。但他们没有考虑现收付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Zhang Junsen和Zhang Junxi(1998)考虑了存在代际转移以及三种不同的生育动机下，现收现付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现收现付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养老保险税率的高低、生育动机和代际转移的结构。在养老保险税率不太高的情形下，现收现付制促进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并且，代际转移的结构随着养老保险税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他们也没有考虑现收现付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根据目前的研究结论，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是不可取的。目前的理论结论与各国的实际做法是背道而驰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上理论结论成立，现收现付制从一开始起就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因为它会加剧老龄化程度。所以，对这些结论的理解与运用必须持谨慎的态度。Junsen Zhang和Junxi Zhang(1998)也指出其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如何看待子女的效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子女对父母的效用不一样，从而所得的结论也不一样。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弱利他模型进行扩展，将子女的人力资本引入父母的效用函数，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框架下研究现收现付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样改进的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城镇人口，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并没有加入其中。城镇居民收入相对较高，其对子女的需求既有数量上的也有质量上的。第二，完全利他模型体现了无穷期限的效用叠代过程，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具有非凡的远见(far-sighted)。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对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并不适用。本文在一般模型的基础上，还考虑了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对模型结论的影响，并尝试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来对理论结论进行验证。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介绍基本模型；第四部分是模型的求解，给出模型的最优化条件和经济达到稳态增长路径时各内生变量的解，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第五部分是经验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