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有“悲剧”就减“公地”

　　这几天，高温酷暑，一些阴凉的公共场所，特别是有空调的“公地”，如南京图书馆，成了不少百姓的“纳凉地”；一些市民公园和城中绿地，一到晚间几乎成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的纳凉“包场”。

　　有人抱怨如此大众化“蹭凉”会“影响图书馆的功能”或“损坏公共设施”等等，呼吁有关部门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提高“门槛”，如凭证进南图。

　　我们以为，且不说如此“纳凉”还没有给管理造成多大麻烦或给公共设施带来多大破坏，即使出现了所谓的“公地悲剧”，我们也不能以此为由再减少可供百姓自由随意进出和休息的“公地”了。

　　我们可以想象，对此发出抱怨或呼吁做出限制的人大都不需要到“公地”纳凉，也不必斤斤计较省下几元钱的电费水费，但我们对那些利用“公地”避暑的人应多一些包容，对他们无处可去的无奈、尴尬和“小聪明”多一份理解，或顺手提供一些方便，或干脆“视而不见”，特别是不要居高临下看问题，年复一年地站出来“指责”和“管理”，甚至激化矛盾，在多数情况下，顺其自然吧。

　　有几位民工朋友曾对我说，他们在这个城市中，除了自己干活的工地，不花钱能随意进出的地方真是太少了。细细想想他们的话，竟有些可怕或可悲。我们都知道我国是“自行车大国”，其实，我们还是“门卫大国”和“大院大国”，现在，城市中心有多少单位“圈地为院”和各设门卡？这些年的房地产开发把多少“湖景”、“山景”和“江景”的公地“划地为家”？笔者孩提时撒野的玄武湖周边，近一半成了几百户人家的“御花园”。

　　经济学上有一个“公地悲剧”的说法，描述了理性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现在多与公共产品易被损坏和权责不够分明相联系。但这不是我们减少“公地”的理由，况且，在目前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程度下，我们应对扩大“公地”和避免“悲剧”有一些信心。例如，东南大学近年来全面开放了市中心的百年校园，每晚到该校运动场运动和遛弯的周边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成群结队，结果，其运动设施和绿化并没有受到太大损伤，而其“亲民”举措不仅赢得好口碑，实际上也提高了校园的安全性，去玩的市民就多次发现安全隐患。笔者一位八旬邻居每晚必去，自称东大是他家“后花园”，老人感慨地说：“由此可见，东大还知道‘大学是人民养的’”。

　　我们不能小视了城市“公地”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及精神抚慰的重要性。例如，近来，南京一些中小学校响应国家号召，打开了门，把体育场馆和设施向周边市民免费开放，大受欢迎。南京鼓楼区教育部门为此还乐呵呵地贴了10万元。

　　我们也不能小视城市“公地”的开发潜力。如南京市共有5018个体育场地，其中标准体育场地3357个，体育场地总占地面积达1090。6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41平方米，在全国处于前列。但在3357个标准场地中，属于体育系统的只有151个，属于教育系统的多达2510个，其中中小学占了四成。由于种种原因，中小学的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的不多，有些区至少三分之二的场地被“关”在学校里。南京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处于全国较高水平，甚至不亚于一些发达国家，可我们百姓有此感觉吗？

　　尽可能扩大百姓可自由活动和享用的“公地”，不仅是对重视民生的认识问题，还需要法律上的保证，如限制在风景区开发房地产；限制形形色色的“门岗”和“大院”，限制以各种名义“画地为牢”和“设土围子”；尽快打掉更多的“关卡”等等。北欧四国都对百姓最大限度可去各处立了严格的法规，不准设卡阻挡。我国香港不少人住所狭小，甚至只能爬进去睡觉，但他们安居乐业，心情愉快，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门就有许多处人人可平等公平享用的“公地”，如孩子可到政府大楼里做作业，老人可去玩耍。香港土地可谓寸土寸金，但法律规定必须为百姓留出大片可自由享用的绿色或建设完美“公地”，淡化了家大家小，使人出了门都一样。这些都使我们深受启发。有人认为，近年来，我国的户型越做越大，家庭装潢越做越豪华，与“公地”越来越小成了反比。对这种有限资源的不合理分割，我们一定要警惕。    顾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