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土地入股办公司　任村的“吃螃蟹”试验

    土地流转

    “这是以前到任村的路。”随行的庆阳市宁县焦村乡纪委书记刘远途指着一条坑洼不平、狭仄的柏油路面说。继续前行五六百米，这是任村新修的村道，路面宽11米。”刘远途说，“这恐怕是全县最宽的村级道路了。”

    任村中轴线的尽头，董志塬的塬边，一座高大的门楼已经初具规模，按照计划，那里将是占地100亩的公墓。

    这一切显示，这个位于董志塬南端烂泥沟流域的村子正在发生着变化。

    “五年内实现城镇化。”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军说这句话时显得踌躇满志。这个中年男人现在已经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杨军自己说，他这个人的办事原则是“不成熟的事情就不会说出去”。

    杨军现在的底气来自于宁县土地流转政策的转变。宁县农牧局局长张文蕃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前包产到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模式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了，应该到了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新形式的时候了。”

    2008年3月，任村民生专业合作社成立。这个以土地作为股份，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民间经济合作组织的经验后来被《宁县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实施意见》(讨论稿)所吸收，当地官员评价认为，这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有益探索。

    任村土地合作试验的第一步，直切肯綮。

    《宁县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实施意见》讨论稿)首次明确流转方之间可自愿联合将土地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流转方也可采取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方式被流转方合作经营。

    尽管还设定有种种限制，但官方发文明确认可土地入股，在全省尚无先例。而以工商局为此类经济组织发放营业执照的方式来承认这种土地流转形式，宁县可谓举重若轻，亦巧妙留下进退自如的空间。

    在“先行先试”的宽松氛围中，可以想见，就像当年南海边特区崛起的故事一样，新的故事如今将在大西北的董志塬上次第上演。

    按照宁县政府的思路，经过5年的努力，要使30%的土地得到有序流转，使农村1/5的劳动力脱离土地，从事二、三产业。并且为此给出了量化的进度表：2008年流转土地面积2万亩、2009年流转3万亩、2010年流转5万亩直至2012年流转10万亩。

    闭门会议

    大幕，先从宁县焦村乡任村拉开。被法律、观念禁锢以致沉睡多年的农村土地，在这里率先苏醒。

    任村有七个村民小组，313户，1305口人，全村耕地面积3081亩。改革开放前，任村是有名的烂杆村，吃粮靠救济，花钱靠贷款。包产到户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使这里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930元。现在这个村子正面临着新的土地合作尝试，而它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尚待历史的检验。

    这个村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苹果、甜椒、烤烟、药材以及大蒜等先后被广泛种植，最近两年晚熟西瓜又成了新宠，给当地农民的每亩土地带来了超过2000元的收入。8月26日，三组村民张云飞的晚熟西瓜全部卖掉了，每斤0.3元，他收入3万多元，扣除1万余元的成本，还有2万多元。“5月份正坐瓜的时候，媳妇住院了，没有整理好，亩产只有6000斤。”张云飞的西瓜去年亩产达到了七八千斤。

    张云飞按照每亩100元的价格承包了20亩土地全部种植了西瓜，收益不错，但麻烦也不少。一般情况下，一块土地连续两年种植西瓜就要倒茬。张云飞的问题是他即将面临没有地可以承包的困境，因为在任村只要有劳力，几乎家家种西瓜。

    “单打独斗，形不成气候，收入时好时坏，农民到头来还是在种粮的小圈子里打转转，所以农民只能在温饱线上徘徊。”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军说。

    53岁的杨军，在焦村乡是个著名人物。乡纪委书记说：“杨军开广本车的时候，县领导还坐桑塔纳呢。”他的名下有千余头生猪的猪场、面粉加工厂、预制厂、建筑队等产业，承包荒山栽植的油松就让他赚了数百万，是这个村子数得出来的富户。

    杨军自己叙述，别人还在吃大锅饭的时候，他已经买了拖拉机跑运输了。从办养猪场到承包荒山栽油松，和农业打了几十年交道。这个公认的“能干人”在2007年年底从村委会主任的位子上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与全国许多乡村一样，出门打工渐渐成为任村年轻人的集体选择，留下来的老弱妇孺又无力对农业进行精耕细作，越来越多的土地慢慢荒芜。

    眼看着土地荒下去，为什么不能用地入股、大伙一起干呢？杨军把想法告诉了郑斌杰、李续伦和范守康三个人。杨军说：“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彼此信任。”郑斌杰是杨军面粉厂的厂长，李续伦是杨军办猪场时的兽医顾问，可以说是左臂右膀。范守康是当时焦村乡人大主席，按杨军的说法是，“材料写得好、懂政策。”事实上，范守康后来成了杨军所有想法的整理人和执笔者。

    2005年春节后由杨军在西峰包下宾馆，四人商量了整整三天，形成了民生专业合作社的最早构想。杨军说：“就想搞一个由从事农业经营生产的农民为主体的民间群众性合作经济组织。”当时还是任村村委会主任的杨军是四组的村民，就想先在四组小规模试验，待可行后扩大到全村。2007年11月，一次小组会议结束后，杨军说还有个事情想和大家议一议，他把合作社的构想和盘托出，四组村民张云波第一个响应：“你就在我们队(组)上干。”

    杨军说那次其实是投石问路。此后杨军以个人身份先后召集了三次会议，最终有39户村民愿意参加合作社。杨军说：“当时想要不个人搞，即使搞砸了一个组340亩地，承包三年也就损失十万多，我自己来赔偿给村民。”

    这个时候合作社有了眉目，杨军把他的构想告诉了时任焦村乡党委书记的高洁。杨军说：“想法就是把地承包过来，一种思路是不承诺分红，另一种思路是保底每亩100元，年底分红。”高洁觉得思路可行，就又把杨军的想法和县委书记说了。

    2007年12月，县委书记来任村调研。听了杨军的想法后，说一个组太小，最好一个村搞。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杨军这时候觉得他是不是应该辞去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他说：“我是支部书记，乡党委书记就是我的上级，将来少不了行政命令下来，这和合作社民办为核心的章程是冲突的。”但考虑到农业自身特点，脱离村级组织，在用水用电方面或许有所不便，最终杨军妥协。

    政府如此支持，这个灵光闪现才有了走下去的可能，但杨军很快意识到，看似简单的念头实现起来如此之难。

    最先的难题是村民提出的，他们对“土地入股”这个新东西满怀疑虑。杨军开始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开会动员。毕竟是知根知底的乡亲，看到杨军把自己的地全押上，村里近一半农户很快便跟了上去。

    各有各的一本账

    民生专业合作社目前已达161户，712人，入社土地1150亩。

    四组村民张云波第一个响应入社。8月27日上午9点多，张云波和老伴在整洁的院落里吃晌午饭。这个61岁的农村老汉这几天一直在忙着种秋田。吃完这顿晌午饭，他还要去西峰的建筑工地，在那里他担任材料保管员的职务，一个月有1600元的收入。几年前，张云波还是这个建筑队的瓦工，收入比现在当保管员高出不少。老来得子的张云波一家三口就指望着老汉一年在外打工的收入，一砖到顶的新房子让老汉很是自豪，但每每说到收入，老汉总是会提起欠着别人的债务。

    张云波家人均1.8亩土地，老汉外出打工，老伴一个人干不了农活，这几年行情看好的晚熟西瓜他没种一分地。平时种点小麦、玉米，但现在化肥价格居高不下，除了落下点口粮外，种地对这个家庭来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帮助。这次他除了留下一点菜地，剩余的4.5亩地全部入了合作社。

    合作社拟定了A、B、C三种不同合同文本，入社村民可以自由选择。

    张云波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以B合同方式入社。即，张云波(乙方)必须按照甲方规模种植的原则，所有土地全部栽植酸苹果，果树行间套种统一连片；经双方协商，甲方(合作社)给乙方每亩管护费1-2年100元/年，3-4年120元/年，5-6年140元/年，7年以后按苹果收入2：8分成；甲方负责调运树苗等生产资料，乙方负责管护；果园套种由甲方指导种植，负责销售，收入全部归乙方所有；如单方终止合同，须支付违约金500元/亩。

    四组村民杨万成也参加了合作社，但他有自己的担心。杨万成说：“合作社让种啥就种啥！比如酸果去年的价格是七八毛，今年1毛五还没人愿意收。”杨万成认为果树挂果是六七年后的事情，市场行情变幻莫测，风险太大了。

    杨万成的担心不止于市场行情。他说：“把村里的地集中了，前提是应该有村办的企业吸纳没有土地的人进企业，光靠外出务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怎么着我也不入合作社，不是又回到了大集体了吗？！”七组村民李延安边装菜籽边摇头。“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这地还是自己种着心里踏实。”李延安承包了两亩地，总共8亩地。6亩地的西瓜收入七八千元，这让58岁的老汉很满足。

    杨军也在算一笔账。

    以四组为例，18岁-55岁的男劳力是66人，18岁-50岁的女劳力是57人，这123人完全可以出去务工，每人每年按7000元算，年收入861000元。四组有承包地307.8亩，每亩纯收入按300元计算，全组一年收入是92340元。留在村里的老人可以在本村给承包地的人打工，按照每天24元算，一年出勤4个月，怎么也能挣2000多元。

　　风险

    “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摘自《宁县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施意见讨论稿》)此意见一出，农地入股名正言顺，这种原本模糊的土地流转形式亦从此得到政府支持。

    任村将为这个主题一步一步作出诠释。

    没有土地，或者说没有用地指标，正是目前全国各地共同的烦恼。2006年，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大轮训中，众多县官反映最强烈的，莫过于此。

    为了保护粮食安全，2008年8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新修订的《纲要》提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

    中国设定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实行着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土地制度。随着宏观调控的深入，“地根”一步步收紧，直至“几乎一刀切死”。

    新农村建设则让人们发现了另一个机会，为农民集中建房，以置换出宅基地。可惜，这在一些地方因资金不足而难以推广。

    任村或将提供“故事新编”。他们正计划着由村民们自己掏钱，统一修盖楼房、超市、卫生所、幼儿园，“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随后算的一笔账———任村现在居住的313处庄基，原来的旧庄基都在1.5亩，新庄基包括庄前屋后的路也在一亩以上，倘若将这些土地全部复垦就将近1000亩，这些地用来招商引资，就可以解决建楼房、商贸流通区、养老区等资金问题了。

    变戏法般多出来的这些土地该如何处置？答案似乎并不清晰。回归农业、进入工商业或是用以平衡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在这个试验田里，也许一切皆有可能。（记者 邱瑾玉 实习生 周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