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救主”盛名 绝非胡小燕所能承受之重

　　
　　有南方的报纸报道，为方便和广大农民工联系，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月20日通过媒体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及QQ号。但仅过几天之后，她的手机彩铃已变成了她所在的新明珠集团的广告，来电全部转入“中文秘书台”，基本处于关机状态；QQ号根本不予接受添加好友请求；链接在新明珠集团公司网站的博客从来没有更新，而且留言需要审核。

　　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质疑胡小燕作秀，还有人发帖表示“小燕，你让我很失望”，更有人抨击胡小燕已经变质为其所在公司的商业广告工具。这一切，恐怕是胡小燕始料未及的。刚刚参加完全国两会的高度兴奋，可能使她疏忽了一个基本道理：既然公布了联系方式，就等于向社会宣布自己愿意承担这份社会责任。

　　这样的疏忽，后果非常沉重———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胡小燕的手机打爆，给她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即使处于关机状态，一个小时也仍有上千个未接电话。在“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盛名之下，无数的农民工几乎已经将胡小燕当成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救主”，期盼“自己的代表”能够帮助他们实现长期被忽视被践踏的权益诉求。纵然胡小燕有三头六臂，肯定也无法承托如此沉重的期盼，何况光环之外，她不过是一家普通工厂的普通女工。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重庆农妇熊德明。在她因大胆请总理替丈夫讨薪而闻名全国之后，同样面临着今天胡小燕所面临的“盛名困境”：熊德明成了众多农民工心目中的“讨薪高手”，当地及邻省的农民工请她帮忙讨工钱，“100多天来了600多民工”。

　　当法律和公权无法为权利贫困的人们提供更多有效庇护时，他们维护权益的渠道大概只有两条：要么诉诸法律途径之外的“旁门左道”，以赢得媒体关注；要么寄望于权力的怜悯，或者抓住同类中的幸运明星作为救命稻草。“跳楼秀”、“讨薪新闻发布会”之类属于前者，熊德明和胡小燕的遭遇属于后者。归根到底，问题依然是：农民工维权渠道不通畅，农民工维权代价高昂，以及政府部门的职能缺位。

　　弱势的农民工群体迫切需要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当现实世界缺失这样的制度安排时，农妇熊德明无奈地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而女工胡小燕似乎有意充当这样的角色，却显然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盛名之下，“农民工救主”绝非胡小燕所能承受之重。因此，真正让人失望的倒不是胡小燕的“言而无信”，而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农民工的维权渠道依然需要仰仗“同类中的明星”来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