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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在中国可谓是妇孺皆知、人人耳熟能详,但知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却提出,中国其实存在着“四农”问题,除人们常常提到的“三农”问题外,还有一个农民工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正越来越突出,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刚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胡鞍钢教授一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去十年,中国“四农”问题日渐突出:一九九四年全国大约有四千万农民工外出打工,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一点三亿,从而使“三农”问题演化为“四农”问题。它虽已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中国八亿农村人口、五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迁移过程仅仅是个开始,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
胡鞍钢称,“四农”问题的本质很明显是“一国两制”问题,即中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使农民工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巨大缺口。他举例说,由于没有向农民工及时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导致数百农民工大逃亡,才产生了2003年的SARS危机。正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危机出现,也加快了中国对农民工政策的调整。
这位国情专家介绍说,中国的农民工政策可分为红灯、黄灯、绿灯三个阶段,红灯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一九八四年,基本上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黄灯阶段从一九八四年到上个世纪末,允许农民自带干粮进城,但农民进城实际上还有违当地政府的就业、居住等规则;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在第十个五年规划中首次明确要促进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提出每年八百万的目标,农民工政策由此步入绿灯阶段。
但政策上的“绿灯”尚未解决本质上的“一国两制”问题,农民工问题因此日益凸显。胡鞍钢称,中国沿海地区也是农民工主要聚集区,应该率先完成“一省(市)两制”到“一省(市)一制”的转变,进而推动实现“一国一制”。他呼吁沿海地区不仅要善待农民工,关键还要服务农民工,使他们为当地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使他们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分享成果。
胡鞍钢表示,解决“四农”问题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农民工成为市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将成为继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并将加速中国发展,同时推动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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