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才去！”
这就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早就没有了土地的概念，他们已经熟悉了市场经济，他们实际上是在与城里的同龄人竞争，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现有社会秩序下谋发展，求生存，因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退路。
一位40岁的江西农民工颇多感慨：“现在青年人找工作真是挑三拣四，要是在10多年前，非被老板一脚踢出门去不可。那时我来广东打工，只要老板管吃管住、按时出粮（发工资），就很满足了，哪里敢跟老板讨价还价！”
这就是两代农民工的差别所在，背景是两个时代的不同。广东工业大学学者涂钰青对此评价说，这说明了一个深层次问题：时至今日，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像其父兄一辈是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温饱问题；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或多或少读过小学和初中，深受电视文化和信息文明的熏陶浸染，与其父兄一辈相比，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又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我价值；反映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新生代民工敢于挑肥拣瘦，敢于用脚投票———炒老板鱿鱼。他们是农民工中最活跃的“跳槽者”。
涂钰青认为，从劳动力市场供求角度看，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敢于同市场博弈的结果；作为劳动力供给者，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厂方提供的低廉工资待遇和恶劣工作环境，不再像其父兄一辈那样忍辱负重，无所作为；相反，他们一走了之，重新寻找适合他们发展的地方和舞台；今年春季农民工薪酬行情大幅上涨，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价格博弈中的一次胜利，更是具有社会积极意义的一次进步。
新一代产业工人
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当他们拎着破旧的蛇皮袋拥挤在火车站时，城里人开始怀念户口簿的作用，而那些用工者们实际上却是心中窃喜的，因为雇佣农民工，就意味着节约成本，再加上劳动保障制度的严重滞后，农民工所从事的多是“苦脏累险毒”等体能型劳动，但所得到的回报远远低于城市其它各个阶层。他们之所以默默忍受，全拜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所赐：忍辱负重、养家活口、世代繁衍。
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人口大迁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城里人的工资水平逐年增加的时候，却将保持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责任完全交给农民工，那是很不合理的，也是极不厚道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在最大的程度上分享，农民工不再应该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事实上，如今农民工薪酬的大幅上涨，其反映的就是市场的本来面目，意味着体能型劳动力价值开始得到市场的重新评估和矫正。
国家发改委于2月14日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指出，2006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量达到峰值。许多专家学者据此提醒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劳动力市场成本将全面上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一代农民工无疑拥有了“用脚投票”的权力。皮球被抛到了用工企业一方，谁更被动谁更主动，那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珠三角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大多已经注重满足农民工意愿，构建利益双赢的和谐劳资关系。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一代农民工在响应历史的召唤，他们肩负的使命已与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必将成为各地的城镇居民，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骨干力量。(本报记者 吴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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