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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群体素描
自1993年至今的10年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谭深一直跟踪研究打工妹群体,曾经做过8次这一群体状况的调查。下面是这些调查中能够描述这一群体状况的数字。调查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打工妹来源
依次是湖南(22%)、四川(21.7%)、广东(17.9%)、广西(15.9%)、江西(7.6%)。
主要从事行业
电子、纺织、食品、化学、缝纫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数女工被集中在工厂的流水线上。
年龄
年龄最为集中的是18岁至22岁。年龄和已婚比例均低于外出打工的男性。全国的情况是,外出的女工30岁以下的占83%,而男性是55%。企业招工倾向于未婚者,而女性一旦结婚生了孩子,外出流动的机会就减少得多。
受教育程度
外出女工15岁至30岁的受教育程度主要是初中文化,占68.3%,其次是小学,占20.4%,有1.1%的文盲,高中及以上者为10.2%。和男性相比,农村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容乐观。外出打工男性的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女性,流入珠江三角洲的明显高于女性平均水平。
外出的主要动因
四分之一的女工说是因为家庭贫困,要挣钱帮助家庭,如盖房、哥哥结婚、弟妹上学等等;三分之一的说不愿意一辈子做农民,出来闯一闯。增长知识、充实自己、见世面、创造、走自己的路,很多打工妹对外出抱有美好期望。
权益受侵犯情况
对人身、健康和基本保障构成严重威胁的几种情况:
●超时工作
调查中发现,每天工作11至12个小时的占46.9%,13个小时的占25.8%,近20%的人说每月都有加班,大多数20岁左右的女工反映身体吃不消。
●歧视
受歧视问题反映强烈,一是受辱骂(最多的是受工头),损害了她们的人格;二是与本地人相比,在工资、福利上受不平等待遇,社会地位低。
●性骚扰
一位女工在问卷上写道:有的女工长得好看,叫厂方老板看中是没办法跑掉的。更多的骚扰来自“烂仔”(流氓)。
●拖欠工资
拖欠工资时有发生,有的工厂随意制定苛刻厂规,稍有违反就扣罚。
●有损健康的工作环境
根据回答严重和不好的排列顺序是:噪音(40%)、通风(33.6%)、粉尘(29.5%)、高温(26.9%)、毒性(21.2%)以及作业光线、防火设施、潮湿、低温等等。
●居住
被调查的外来劳工75.7%住工厂宿舍,除了特别大型的工厂宿舍条件好一些以外,大多条件比较差。在调查中看到,有的一张床上睡3个人,有的8张上下铺上睡11个人,另外宿舍结构恶劣,比如铅皮顶房,高温闷热难耐。厨房宿舍合一虽被政府明令禁止,但工人就住在厂房的阁楼上,整日与机器相伴。
社会关系
与当地社会基本隔绝,很少和当地人来往,来往对象主要是同乡,平时娱乐活动主要是串老乡、逛商场,偶尔看电影、唱卡拉OK,工作辛苦,生活单调,漂泊感强。
在青春的角逐中
近年来外出打工的人群当中,女性比例不断上升。现在,每10个农村流动人口中就有4个是女性,其间未婚者占绝大多数。如果以此比例推算,专家估计,中国有3000万到4000万的农村女性在城市中流动。
在她们中间,一个未婚的大龄群体已经出现。
中国社科院谭深等人的研究表明,无论男女,只要进入城市,他们对婚姻爱情的期许都提高了。同样是期待的提高,在女性这里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突,越是优秀的女子身上,这种冲突也就表现得越充分。
一般来讲,男孩子城市化的程度慢一些,通常在3年之后,他看起来还像个农民工。女孩子在8个月之后就看起来像城市人了。这时她可能比城市人打扮得还要妖艳一些——零点调查公司研究员袁岳这样说——因为适应城市的能力不同,进入城市的农村男孩和女孩日后的婚姻走向也大大不同。
男孩子在城里找到婚姻的可能性不大,他们更多是返回乡村去找一个女孩结婚。进入城市的农村男孩可能找到家乡比较好的女孩。一个农村男孩的期待不会和他的现实婚姻产生多大冲突,对他而言,职业地位的提高、机会的增多意味着婚姻选择的多样性也比以前增加。
而一个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女子,一般来说不会回乡去找那些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男子,她们会认为他们“土头土脑”。通常进入城市的女孩子心就高了,不大可能回村去找了。她们有几种选择:一是选择城市中的较低端的男性,这样就解决了她的城市身份问题;二是选择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三是寻找其他地方流动来的男子;四是可能有一部分女子流落风尘。
找城里人的,一般来说找到的是城里的弱势人群,这就是移民社会中高端女性衔接上一个低端男性的规律,而男孩子更有可能是寻找低端社会中的高端女性。
一个在外乡有优异表现的打工妹,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比她还要出色的男子、且又比较容忍她,那么她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是一个差一些的,那么就有可能限制她的发展。男性配偶的状况往往是她发展的上限。
谭深曾有一个打工妹朋友,18岁的高中生,人很聪明,长得也漂亮,写得一手好字,对未来有非常好的发展计划,只身去过西藏,但是有几年的时间谭深再也联系不到她了,后来辗转得到她的下落,原来她已经结婚了,丈夫不愿让她再出来做,她对未来很不满意,但又很无奈。
青春之后何处为家
现实情况是,外出打工的女孩很难找到符合她们标准的男人,有些人就一拖再拖地耽误了下来。
在未婚大龄女子群体中的人,大都是农村女性的优秀者、高层打工妹、技术性人才,或者已经通过打工有了点自己的事业。谭深说尽管她们来自不同地方,挣钱有多有少,层次也不尽相同,但痛苦都是一样的。
在现行的户口制度下,理论上她们还是应该回农村的,但实际上她们回不了农村。像她们这么大的年龄,回到农村“娘家”是没有位置的。农村的女孩大了,“婆家”才是她们的去处,但她们没有婆家。
她们留在城市也很难,在城市里呆下去的惟一条件是她们必须有一份工作,没有工作就无法活命。但城市只要她们的青春,残酷的流水线甚至只要她们18岁到二十四五岁的六七年,大龄的她们在这场青春的角逐中,往往是被淘汰的对象,城市也没有她们的立身之地。
她们就这样成了一群回不了农村也留不在城市的没有家的人。
没有未来的情感
在谭深做打工妹调查的10年中,曾经多次看到和接触到这样的女孩,她们对婚姻爱情充满美好的向往,但又找不到更好的人,即便是结了婚,也有可能是用个人的前途、未来进行交换。
结果有的女孩被人包养起来做了“二奶”,谭深说最令人关心的是这些做了“二奶”的女孩今后的出路是什么,可惜眼下“还没有找到追踪的途径”。
分析这些女子的生存状况,谭深为她们的选择总结出这样几个原因:摆脱艰辛的打工生活;寻求相对稳定的收入;寻求暂时的安定感。不排除其中有真的情感,但是这个情感是没有未来的。
幸福计划
打工妹当中,“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是结婚目的的第一选择,第二选择是“有一个事业奋斗的伴侣”,第三位是“享受人生”。
“这种选择在农村是不可想像的。”谭深说,“在他们原有的价值体系中,农村传统是最基础的部分,男女之间在劳动、责任的分工上是明确的,个人的选择余地非常小。”
“和过去的农村人相比,他们显然有了不同的经历,他们和从小长大的农村疏远了。流动使他们脱离了家乡的背景、家庭的制约,使他们成为一个‘自由人’。外出、城市文化的影响让他们有了更接近城里人的想法,有了追求幸福的自我主张。”
无果之花
每一个打工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怀揣着一个梦想上路的。至于梦想是否能够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
流动带来了很多东西,也改变了很多东西。这往往是打工者上路前没有想到的。
在流动状态下,“性”也变得自由、开放了。同在路途上,相遇,然后同居。而这种流动中的“恋爱”,多成为无果之花。
“流动中的青年男女在解决性需要的时候,更多的选择一种不太稳定的安排。”
零点调查公司研究员袁岳说:“实际上农村流动人口的同居现象,比普通的农村定居人口高,同时也比城市定居人口高。”
零点公司在对中国西南地区性工作者的调查中发现:一方面,90%以上的性工作者是流动人口;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是接受性服务的重要客户。
情感救济
“在异地,个人的寂寞是很严重的,而传统社会中所有的支持体系都不存在了,比如亲戚、朋友的帮助等等。现在他们可能比不流动的人更需要帮助。”袁岳认为。
可能最好的帮助就是男女之情。
在和打工妹10年的接触中,谭深感受到情感对于打工妹的重要性,尽管它可能是临时的。她认为,在异乡漂泊的处境、生存的艰难和环境的逼仄,往往使她们对这种情感寄予非常高的期望,有时候甚至是惟一的寄托。而情感一旦破裂,对女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可能使她们的人生从此发生逆转,滑向更边缘的状态。”
而对于打工群体中的女性而言,情与性不仅是需要,也是一种付出的方式。
“她们渴望得到帮助,但得到帮助之后她们往往无以回报,只有情感或者性,这是她们能够表现出来的仅有的回报模式。”袁岳说,“这是不能从道德上来评说好或不好的,这是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模式。”
“如果社会架构不能提供融入的渠道,他们就只能自己奋斗、自我救济。而从社会关怀的层面来说,城里人让外地人干活的成分大于对他们的关怀。他们只能用自己拥有的资源和关怀他们的人进行互动。
偶然婚姻
“临时的”、“不稳定的”、“一次性的”,流动使婚姻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原来想以婚姻为目的的男女,可能因为流动的状态,因为居无定所,因为一次偶尔的失业、一次艰难困苦的出现而无法协调他们的关系,从而走向陌路。
谭深总结说,选择家乡人结婚的这一类婚姻是比较稳定的,并且能够顺利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接纳。而双方都是流动人口的婚姻或者同居,大多是不稳定的,或许结了婚,但离婚率较高,或许终止于同居,根本就走不到婚姻。
实际上,临时情感的后果是导致更多的纠纷,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据零点公司的调查分析,纠纷大多跟同居后的责任、财务、孩子的养育等有关,此中潜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
谭深指出,性开放的后果,对男女来说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有一对矛盾,男性是性开放的直接参与者,然而他一旦选择结婚对象时,他依然要求他的妻子是一个性纯洁者。也就是说,性和择偶在他们中间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而在这冲突中受害的,是女性。
边缘心态
他们同居或者有了更开放的性交往,但农村文化背景、传统的婚姻与性观念真的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吗?他们的思想真的变得那么现代了吗?
袁岳认为,一个流动的农村青年在选择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肯定会有激烈的内心冲突,但现实是他不可能有其他选择,而这在客观上又会加剧内心的冲突。
“同居、性开放和他们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是迥然不同的,他已经成型的价值观和现在的生活方式很不统一,这样他对世界的看法和普通人相比就有更多的复杂性。另外,因为他的社会关系不可靠,所以他的不安全感特别强。回到乡村之后会不安心,在城市又不安全。这种边缘状态不仅仅表现在社会地位上,从他们内心来说,更是一种边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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